**那回我背着三八大盖，半夜去敲了寡妇的门**
从村里回城，我顶了招工的名额，进了渤海湾边上一个小造船厂。厂子就巴掌大，窝在一个镇子上，靠海，风里总带着咸腥气。镇子偏是偏，可挨着海岸线，也得算个边防地面儿，所以镇上常年驻着个边防派出所，穿制服的，真枪实弹的。那时候，派出所的差事听着是防“敌特”炸桥、摸哨、搞破坏，可咱们这儿，连个像样的军工厂都找不着，真要有特务摸过来，那得是瞎了眼。所以，那身警服干的最多的，还是查户口，查那些个来路不明、夜里乱窜的“阶级敌人”。半夜三更，正睡得迷糊，外头咚咚咚砸门，这在镇上，不算稀奇。
我打小在部队大院长大，见着军装就迈不动腿，可惜当兵没我的份儿，这心思就落在了民兵上。进厂没多久，赶上民兵训练，实弹打靶，我趴地上，五发子弹打了四十七环，嘿，这手气，直接给选进武装民兵了。咱们厂是镇上唯一的国营厂，民兵有建制、有规矩，派出所但凡要动点手脚，人手不够，就来厂里借人。我这么着，算半个“协警”。
那天下午快收工了，民兵连长把我叫住，说晚上别睡，配合边防派出所执行个任务，武装的。我一听，心里头先是一激灵，然后就跟揣了只兔子似的，扑通扑通跳。啥叫“武装任务”？那得扛枪啊！晚上十点，我跟另外俩民兵，腰里别着子弹带，肩上背着枪，跟着连长，踩着月光就往派出所走。心里那叫一个美，嘴上不敢唱，心里头哼哼着“民兵扛起枪，浑身有力量”。我们那会儿配的枪，杂得很，有一半是日本鬼子留下的三八大盖，枪栓拉起来，哗啦哗啦响，带着股子陈年枪油和铁锈味儿。
到了派出所，里头一个干部模样的，脸绷得紧紧的，给我们交待任务，就仨字儿：查夜。防“阶级敌人”捣乱。末了，他还补了一句，说执行任务时，都戴上口罩，镇子就这么大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别让人认出来，日后不好做人。我一听，心里那股子兴奋劲儿里，又多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，跟演电影似的。
我们从夜里十一点开始，摸黑走小巷。头一家，敲了半天门，里头才亮起灯，一个睡眼惺忪的汉子披着衣服出来，一看是派出所的，腿先软了半边，我们翻了翻户口本，没啥事，走了。第二家，第三家，都差不多。
可到了第四家，就看出门道来了。我们刚走到门口，还没敲门呢，里头灯“啪”地就灭了。带队的干警也不急，上去就拍门，拍了好一阵子，里头才传来一个女的，带着哭腔的声音，问是谁。干警说，查户口的，开门。门开了，一个女的，披着头发，脸上还带着慌乱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干警也不说话，抬脚就往里走，到了卧室，手电筒一照，床底下，明晃晃一双男人的皮鞋。再一抬头，屋里头，一个男人，正缩在墙角，衬衫扣子都扣岔了。
这家的男人，出海打鱼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那女的低着头，也不说话。干警倒是气定神闲，往椅子上一坐，说，啥也别说了，叫人出来吧。那男的，三十来岁，看着面生，不是本镇的，跟着我们回派出所，一路上，腿都是抖的。后来弄明白了，是个外地渔民，船靠港补给，不知怎么就跟这女的搭上了，给了钱，算嫖娼。
第五家，才是我印象最深的。敲开门，那女人一出来，我就觉得眼前一亮，怎么说呢，三十出头，眉眼长得好，身段更是没得挑，大秋天的，穿个薄薄的小棉袄，该有的都有，该细的地方细，跟街上那些灰扑扑的女人完全不一样。她也是从床底下或者哪个犄角旮旯，被她男人——不对，是她相好的，给叫了出来。那男的是镇上小学的一个老师，戴着副眼镜，斯斯文文的，跟她家就隔了两条街，算是个老相好。这就算不上卖淫嫖娼了，顶多是个作风问题，乱搞男女关系。
深秋的夜，海风跟刀子似的。派出所那干警，也不知是故意立威还是咋的，让他俩穿着秋衣秋裤，在院子里蹲着挨冻。那小媳妇蹲在墙根底下，秋裤薄薄的，裹着她那两条腿，曲线全显出来了。我站在边上，手里握着枪杆子，眼睛却跟不听使唤似的，老往她身上瞟，心里头又觉得不妥，又忍不住想看，有种说不出的痒。
到了派出所，开始讯问。那干警问得细，细到我们几个小伙子在旁边听得脸上发烫。问那老师，为啥干这事儿。老师低着头，只是叹气，满头满脸的汗。又问那女的，那女的倒是不怎么怕，想了想，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都记着。她说：“俺寻思着，这是在俺自己家里，跟谁相好是俺自己的事儿，又没招谁惹谁，咋还抓人呢？”她那意思，自个儿的屋子，自个儿的身子，还做不了主了？
那会儿我年轻，受的教育就是“阶级斗争”，一听这话，心里头还觉得她这是狡辩，不老实。可如今回头想想，她这话里头，其实也透着股子糊涂的可怜。
讯问完，我们就被轰出去了，说是小孩儿（我那时二十不到）不适合听这些。后来听说，那老师倒了血霉，单位里头通报批评，入党、评职称、加工资，全没他份儿了，见谁都抬不起头。那小媳妇，倒是没听说有啥事，毕竟她不是公家人。
那天晚上，我背着枪，走在小镇空荡荡的街上，心里头胀鼓鼓的，有种说不出的痛快。我是“管制者”，他们是被我管的人，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，让人上瘾。可后来想想，我算哪门子管制者？就一临时工，还是派出所眼里的工具人，跟现在出了事拿来顶锅的“临时工”，也没啥两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