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2年冬天的上海，日本人的铁蹄把这座城市踩得喘不过气来。在那些逼仄的石库门弄堂里，谁也不会多看一眼住在二层阁楼的徐书亭和沈玉琳夫妇——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棉袍，女人围着旧围裙在公用灶披间里生煤炉，浓烟呛得人直咳嗽。可谁又能想到，那几只不起眼的樟木箱子里，装着的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。那就是让整个日伪特务机关掘地三尺也想找到的“中央文库”——两万多份建党初期最核心的秘密文件，从中共一大到延安时期的所有决议、纲领、往来密信，全都在这些纸页里躺着。
这对夫妻的日常，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每天清晨，沈玉琳照例要去井边打水，路过房东太太家门口时，总得停下来听对方抱怨几句米价又涨了，菜场的黄鱼不新鲜了。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家长里短，其实是他们在用最笨拙的方式交换情报——哪条街上突然多了几个生面孔的巡捕，哪个弄堂口新来了个眼生的剃头匠，甚至邻居家那个在伪政府当差的小职员，最近是不是天不亮就出了门。徐书亭白天在当铺做账房先生，拨算盘珠子的手指头，有时候得假装不经意地去摸一摸衣襟里藏着的火柴梗，那是他和上线约定的紧急联络信号。
“人在，箱子在”这六个字，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要把人逼疯。有次隔壁的王阿婆送来一碗咸菜肉丝面，说是自家儿子从乡下捎来的，非要看着徐书亭夫妻俩趁热吃下去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热络。可就在前一天夜里，徐书亭亲眼看见王阿婆的儿子穿着伪军制服，从一辆黑色轿车里钻出来。那碗面，夫妻俩到底没敢动筷子，硬是在第二天倒进了泔水桶。还有一回，沈玉琳在晾衣服的时候，发现楼上那户人家的窗户突然多了几盆兰花，可养兰花的不该是把窗台擦得锃亮的那个独居女人——她以前连葱都不愿意种。结果不到三天，整条弄堂就戒严了，说是抓什么“共党嫌疑”，挨家挨户搜了个遍。徐书亭后来才知道，那几盆兰花是特务做的记号，而他们夫妻俩之所以能平安过关，是因为沈玉琳早就在兰花盆底下藏了块大葱皮，让真正的观察哨误以为那户人家只是新搬来的寻常住户。
最凶险的一次，是深夜有人敲错了门。一个醉醺醺的男人抱着酒坛子，非要找个姓李的“老相好”。徐书亭开门的时候，手心里已经攥紧了门后那根铁棍。可那醉汉嘴里翻来覆去说的都是些不成句的胡话，最后被隔壁的邻居连骂带拽地轰走了。关上门，沈玉琳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湿透了——因为那个醉汉说出的“李”字，正是徐书亭三年前用过的化名。他们也不知道这是试探还是巧合，但那天夜里，夫妻俩没有开灯，就坐在黑暗里守着那几只箱子，直到天光大亮。这样的日子，每一天都像踩在刀尖上，但弄堂里的日子还得照常过。煤球要省着烧，米缸见了底就得去买点山芋掺着吃，孩子哭了要哄，邻居吵架要去劝，日本人贴的告示前也得装模作样地挤着看两眼。没人知道这对年轻夫妻的枕头底下压着的是枪，也没人知道他们每天睡觉前，都要把那些文件小心翼翼地拿出来透气，防止纸张受潮发霉——那些纸页上的墨迹，有的还是用毛笔写的，有的用的是钢笔，甚至还有几份染着咖啡渍和血迹的战地报告，可每一张都被他们的手摩挲得起了毛边。
这就是电影《密档》里最打动人的地方——它没有去拍那些枪林弹雨和敌后武工队的壮举，而是把镜头对准了生煤炉时呛出的眼泪，对准了晾衣绳上滴水的旧衣裳，对准了一张张在昏黄电灯下小心翼翼翻动的纸页。徐书亭夫妇不是那些能在敌方司令部来去自如的王牌特工，他们就是两个普通的上海老百姓，只不过比别人多了个装着秘密的箱子，多了句要用命去守的诺言。在这座被战争碾碎的城市里，所有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，都成了掩护，也都成了陷阱。你永远不知道给你递过一块腐乳的邻居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也永远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看见早上那个在街角卖菜的老头。可正是这些普通人，用最普通的方式，把两万多份党的珍贵档案生生护了下来。
搬箱子的时候，沈玉琳突然蹲下来，用手掌仔细抚过箱面上的一处划痕。那是去年日本人来查户口时，一个粗鲁的宪兵用刺刀挑开的。当时她吓得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，可那宪兵看了看里面装的旧衣服和孩子的虎头鞋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现在想起来，那一刀要是再往下划深一点，那些藏在夹层里的文件就全暴露了。夫妻俩对视一眼，谁也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把箱子抬起来，继续朝弄堂深处走去。他们知道，这条巷子还要走很久，久到战争结束，久到黑暗过去，久到有一天，这些箱子能堂堂正正地被摆在阳光下，让后人知道，当年上海的石库门里，有这样一对普通的夫妻，用柴米油盐和一腔孤勇，守住了党的火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