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2年的上海，整个城市像一口捂得严严实实的铁锅，锅盖下头是蒸不完的湿气、散不掉的霉味，还有那种随时可能被叩响门板的恐惧。街上的人走路都低着脑袋，眼睛不敢乱瞟，粮店门口排着长队，谁也不知道明天手里那点东西还够不够换一袋米。就在这样的日子里，弄堂深处的石库门房子里，有对夫妻过着再普通不过的日子——男的叫徐书亭，女的叫沈玉琳，一个收账，一个管着家里杂事，说话带着宁波腔调，跟左邻右舍打照面时还会笑眯眯地点头。没人看得出他们心里压着什么东西，也没人知道他们家里那只木箱子里装着的，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两万多份核心档案，从1931年到1949年，十八年，十几任保管员接力，这些纸片就跟他们的命一样，绑在一起，一步也不能离开。
电影《密档》讲的就是这么一段事。导演郑大圣在首映礼上说，他自己是上海人，但接触到这个题材之前，也根本不知道中央文库和“1号机密”的往事。他说因为不知道，所以特别好奇，就开始研读资料，越读越觉得不可思议——怎么可能？十八年，敌人不知道，自己人也不知道，无虫蛀、无霉变、无遗失，两万多份文件就这么在上海滩的屋檐底下存活下来。郑大圣用了四个字：这是一个奇迹。而且这个奇迹不是发生在什么英雄身上，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，发生在那些每天过着日子的人里头。
电影没有拍那种大场面，没有枪林弹雨，没有飞檐走壁，连接头暗号都没几个，拍的全是日子怎么过。上海沦陷以后，物资一天比一天少，特务一天比一天多，普通市民得在菜场里抢一把青菜，在弄堂口应付盘查，回家还得提防着隔墙有耳。徐书亭和沈玉琳这对夫妻，就是这样夹缝里活下来的。他们立了誓，人在，箱子在。这话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是每一天的提心吊胆——房东游走在自保和善意的边缘，那种犹豫和算计，是乱世里头最常见的表情；管家阿春无依无靠，把石库门老宅当成唯一的归宿，她可能不知道箱子里装的什么，但她知道这一家人不能出事；还有那个暗藏阴鸷的特务，他的眼睛像针一样扎在周围人的身上，让观众看的时候后背发凉。
郑大圣说，他不想拍那种强冲突、重悬疑的谍战片，他想拍地下党怎么过日子。他让演员们提前进组，一遍遍围读剧本，逐字逐句地磨每一个角色，不光把剧本里有的戏演了，连剧本之外的、大事件前后的生活细节也都演了个遍。袁弘在现场“吐槽”导演压榨演员，但他说自己面对这种压榨其实很幸福——所有呈现出来的那些感情戏，没有一场是提前排好的，全是即兴的碰撞。李妍锡也说，前期做的工作太多了，基本上到了现场，夫妻俩的戏都是下意识地自然流露，她不知道他演什么，他也不知道她演什么，就真的那么给了。
电影里头的语言特别有意思，有上海话，有宁波话，有苏州腔，还有武汉方言和川普混在里头，南腔北调，热热闹闹的。郑大圣说这是为了还原当年上海移民城市的特质——四面八方逃难来的人、谋生的人、潜伏的人，全挤在这座城市里，谁也不问谁底细，谁也不跟谁交心，但日子总得过下去，话总得说出口。这种嘈杂的、琐碎的、带着体温的生活质感，让那些沉默的、写在纸上的历史突然有了呼吸。
演员邵峰讲了一件事，说拍摄期间，不管候场还是收工以后，所有人都不回房间，全待在公共休息室里，聊的还是这部戏，聊人物，聊戏的延伸，哪怕说起一句闲话，也是从人物里头带出来的。谢承颖说，那阵子他们生活里就是在以剧中的人物关系相处，互相接话的方式都带着角色的影子，到最后成了下意识的选择。她经常跟人说，我不知道我演了什么，因为就感觉像是在过日子。李晓川演那个反派特务，他说导演不接受一条过，这个规矩打破了演员以前的习惯，大家不停地试错，直到达到那种真听、真看、真感受的状态。每一场戏都跟话剧似的，楼上在演，楼下也一样在动。
首映礼那天，胡歌也来了，他是袁弘上戏的同班同学，看完电影他讲了个比喻，说很多谍战片像外科手术，大开大合，《密档》像中医的望闻问切，扎在细微处，克制但有力量。他说自己全程紧绷着没去上厕所。
1949年，那两万多份文件终于等到了被打开的那天。它们躺了十八年，换了十几双接手的手，躲过了无数双要找它们眼睛。这部电影用最平静的方式讲了这段最不平静的故事，不喊口号，不摆姿态，只是让观众跟着镜头走进那条弄堂，坐在那间客堂间里，听隔壁传来的咳嗽声、木楼梯的吱呀响、锅碗瓢盆的碰撞声，然后体会到那种随时可能崩断的弦。郑大圣说，沦陷不是一个名词，是点点滴滴、日常生活的细节和褶皱里的过程。电影做的，就是把这个过程一点一点铺开来，让今天的人知道，平静而伟大这件事，是有人真的一天天熬过来的。8月28日，这部电影就要全国上映了，到时候，可以去看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