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宇超导演的这部片子，开篇就是一个黑屏，只有声音，是那种老式火车轮子碾过铁轨的“哐当、哐当”声，节奏很慢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敲在人心上。紧接着画面切进来，是绿皮火车的车厢内部，过道里挤满了人，有扛着编织袋的，有抱着孩子的，空气里混着泡面和汗味。镜头跟着一个穿中山装的老头儿，他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信封，在人群里挤得满头大汗，逢人就问：“同志，去新疆的卧铺车厢在哪儿？”没人搭理他，他只能自己看车厢号，一节一节地找，最后在第三节车厢尾部停下来，门开着，里面已经坐了两个人。
那两个人，一个是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桌上摊着厚厚一叠图纸，正用铅笔在上面画着线；另一个是三十来岁的女人，穿着碎花棉袄，正低头纳鞋底，针线一上一下，动作很熟练。老头儿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才轻声问：“这儿有人吗？”女人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把脚边的行李往里挪了挪。老头儿坐下了，把信封放在膝盖上，手一直没离开过。
镜头这时候给了信封一个特写，收件人那栏写的是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石河子总场”，寄信人地址模糊了，只能看到“上海”两个字。老头儿摸信封的动作特别轻，像碰什么宝贝，手指头在邮票上蹭了两下。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抬起头，问了一句：“老先生，去新疆探亲？”老头儿没接话，只是把信封翻了个面，又翻回来，过了好半天才说：“不是探亲，是送信。”
接下来剧情就顺着这封信展开了。中年男人是去支援边疆的农业技术员，图纸上画的是一套节水灌溉系统，他一边展开图纸一边跟老头儿说，新疆那边缺水，这系统要是建成了，能多养活好几万人。女人是军属，丈夫在喀什的边防部队，她带着手纳的鞋底去看他，说那边的土硬，买的鞋不好穿，还是自己做的最养脚。三个人就这么聊起来，老头儿才说，他在上海一个老弄堂里住了四十年，邻居是一位垦荒老兵，去年冬天走了，临终前托他把自己写的一封家书送到新疆，信是写给老兵的儿子的，老兵说，那儿子在石河子出生，长到五岁就再没见过他爹。
火车在甘肃境内停了一站，窗外是戈壁滩，风刮得沙土满天飞。女人倚着车窗往外看，远处依稀能看到几个土屋，门口晾着红辣椒。中年男人兴奋地指着窗外说，那就是他们规划的垦区边缘，明年这时候，这里应该长出第一茬棉花。老头儿一直没怎么看窗外，他把信纸抽出来一半，又塞回去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但手一直在抖。
到了吐鲁番站，三个人下车分别了。中年男人背起图纸往东走，女人拎着行李往西走，老头儿站在原地，被一个戴皮帽的年轻人接上了拖拉机。拖拉机颠簸在戈壁上，后面的灰尘扬得老高，镜头跟着拖拉机走了很长一段路，直到它变成一个黑点，消失在天际线下面。最后画面落在一座兵团墓园里，老头儿蹲在一排墓碑前，挨个找名字，找到一处，笑了，眼眶却是红的。他把信压在墓碑顶上，用一块小石头压住，风吹过来，封皮上的“上海”两个字被吹得翘起一角。老头儿没说什么，只是拍了拍碑上的土，转身走了，风把信纸吹开一半，露出行笔很工整的字迹，写的是：“吾儿见字如唔，前日接到你母亲从上海寄来的衣裳，冬衣已够，勿念。你来信问爹，这戈壁滩上，到底种不活什么，爹想了很久，告诉你说，其实什么都种得活，只要根扎得深。”
片尾响起了那首《送别》的口琴版，就是那种乡村小学音乐课上教的老调子，画面定格在墓碑上那封信，风还在吹，沙粒打在封皮上，声音碎碎的，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说话。全片没有一句旁白，也没有一个字幕解释，但老头儿在绿皮火车上说的那句话，一直留在脑子里——“送信的人到了，信就到家了。”那片戈壁滩上，什么都不种得活，又好像什么都种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