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2年的上海，日本兵扛着枪在街上巡逻，租界里的霓虹灯还在闪，但整个城市已经透着一股死气沉沉的压抑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有一群人藏在石库门房子的二楼，守着几箱文件，像守着自己的命一样。
电影《密档》讲的就是"中央文库"的故事。这个文库藏在上海市井里，两万多件档案，全是建党初期的核心文件。从1927年国共分裂开始，十多个地下工作者轮流守护这些文件，每一任接手时都要发誓"人在，箱子在"。听着是不是有点老套？但这些人是真拿命在换。
那会儿的上海，日本人的宪兵队、国民党的特务、租界的巡捕，三方势力到处抓人。保管文件的同志不能跟组织联系，不能暴露身份，就是装成普通邻居，早上倒马桶，晚上生煤炉，谁也不知道那个总是笑眯眯的教书先生或者药铺伙计，怀里揣着的是整个党的历史。
袁弘演的徐书亭就是其中一个。他白天在当铺里当伙计，晚上回到石库门的小房间里，煤油灯下翻开那些发黄的纸页。文件是用粗糙的土纸写的，上面有毛笔字、钢笔字，甚至还有铅笔涂改的痕迹。那是李大钊的演讲稿，是毛泽东的批注，是中央苏区来的密信。徐书亭不懂那些文件里的全部含义，但他知道，自己死了没关系，这些纸不能湿，不能烂，不能被搜走。
李妍锡演的沈玉琳是他的妻子，两个人住在弄堂里，和邻居们一样为柴米油盐发愁。但他们的日子比黄连还苦——不敢生小孩，怕孩子哭声引来注意；不敢跟亲戚来往，怕说漏嘴；连邻居送来的咸菜都要检查有没有夹带东西。最吓人的是有次巡捕房突然来查户口，徐书亭把文件塞进米缸底下的暗格里，结果那几天米缸一直在渗水，他们两口子表面装着若无其事，心里急得火烧火燎。
搞地下工作的人，最怕的不是严刑拷打，而是日常里的那些细节。买米的钱不够了怎么办？邻居唠叨着要过来坐坐怎么办？楼下的房东太太总往楼上探头怎么办？电影里拍的这些画面，没有枪战，没有飞檐走壁，有的只是弄堂里晾着的衣服、灶台上的剩饭、孩子放学回家的脚步声。可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子，绷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最让人触动的是那些真正的守护者。有个叫张唯一的老先生，1935年接手文库，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，搬到霞飞路一条弄堂里，和妻子两个人守着几大箱文件。为了防止火柴受潮，每个月的晴天都要把文件搬出来晒，几万页纸摊在阳台上，邻居问起来就说是在晒旧书。后来汪伪的"76号"特务查得紧，他又把文件转移到一间密室，底下垫着石灰防潮，上面盖着棉被隔热，自己就睡在文件上面。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，他在床上躺了三天，想着万一敌人来搜，就一把火把自己的房子连同文件烧了，自己也不活了。
这些故事，电影里都拍了。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的煽情，就是记录了人在极端环境下的本能反应——害怕，但更怕辜负信任。有一幕是徐书亭深夜整理文件，发现有一页被老鼠咬了个角，他跪在地上拿手电筒照着看了半天，拿胶水一层层补上去，那个认真的样子，跟绣花似的。旁边的妻子递过来一碗滚烫的姜汤，两个人就那样坐着，黑黢黢的房间里只有汤碗冒出的热气在晃动。
影片的色调是黑白的，声音也是零碎的——有电车驶过的嘎吱声，有雨点打在石库门青瓦上的噼啪声，有弄堂里邻居扯着嗓子的寒暄声。这些声音包围着主角们，他们就在这些声音里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，白天是再普通不过的市民，晚上是守护秘密的孤胆英雄。他们不怕死，怕的是那些文件和它们承载的某种信念，像雪夜里一根火柴似的，灭了就没有了。
所以当片中那句"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"出现的时候，一点都不空泛。因为说这句话的人，每天想的不是宏大口号，而是怎么在明天的搜查中保住床底下的那口箱子。那些人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理想——理想就是，在黑暗里点灯，哪怕灯油烧完了，也要把火种递下去。
最后，当那两万多件档案在战争结束后被完整移交到中央档案馆，工作人员检查的时候发现，纸张虽有泛黄，但没有霉烂，没有虫蛀，连老鼠啃咬的痕迹都没有。没有人知道这背后是多少个不眠之夜，多少次紧急转移，多少张焦急的脸。那些守护者大多数没有留下名字，就算在《密档》的海报上，也只看到捆着牛皮纸袋的麻绳，勒得紧紧的，像是怕被风吹散。就这样，那些在石库门房子里发生过的隐秘往事，最终化作了胶片上的光影，等着被现在的我们看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