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19号那天，《密档》在北京办了个首映礼，导演郑大圣带着袁弘、李妍锡这些主演一块儿跟观众见面。片子讲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打仗场面，而是1942年上海弄堂里的故事。那时候上海已经沦陷了，整个城市表面上看着还是那个上海，但底下暗流涌动。袁弘演的徐书亭和李妍锡演的沈玉琳，就是一对住在石库门里的普通夫妻，他们跟弄堂里的邻居一样，每天买菜、做饭、过日子，但真实的身份其实是在为地下党保管机密档案。
为啥说他们是“大海里的两滴水”？因为他们在弄堂里太不起眼了，跟谁都客客气气，见面打个招呼，天气好了晒晒衣服，下雨了收收被子。可就是在这种柴米油盐的日子里，他们得把党的重要文件藏好。怎么藏？不是放在什么保险柜里，而是用最笨也最隐蔽的法子，藏在生活的边边角角里。有一场戏特别有意思，沈玉琳在院子里生炉子，烟呛得她直咳嗽，但她的眼睛一直瞟着隔壁人家的窗户，看有没有可疑的人。她手里拿着蒲扇，一下一下地扇火，脑子里的弦却绷得紧紧的。
郑大圣导演在映后说，他不想拍那些神勇无敌的特工，就想拍这些在“日常中的反常”里讨生活的人。这话听着简单，但你看片子里那些细节就明白了。徐书亭每天出门前得对着镜子练表情，练到自然，练到看不出紧张。他走在弄堂里，脚步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，太快了容易引人注意，太慢了又显得心虚。袁弘自己说，他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每天都得琢磨这些小事。他演这个人物的时候，特别能体会到那种每天提心吊胆又要装得若无其事的感觉，就像片子里的一个细节，徐书亭下班回家，手里提着一把菜，在门口换鞋的时候，下意识地先看了一眼门缝里有没有被人塞过东西。
李妍锡演的沈玉琳更复杂。她在人前是个温温柔柔的普通太太，说话声音不大，对谁都笑眯眯的。可是有一天晚上，她跟徐书亭在屋里关上门，发现有人递来情报说档案有危险，她那个眼神立马就变了，不是害怕，而是一种特别坚定的劲儿。李妍锡在现场说，她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一直在想这两副面孔怎么切换才自然。后来她找到了一个抓手，就是“忍”——沈玉琳在外面要忍，忍着不说错话，忍着不表露情绪；回到家在徐书亭面前也要忍，因为她知道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危险。但有一场戏，她没忍住，哭了。不是哭自己受了多大罪，是哭弄堂口卖馄饨的那个独居老太婆被日本人抓走了，她心里知道那可能是她的上级，但她什么都不能说，还得端着碗，慢慢把馄饨咽下去。
张歆艺那天也去了现场，她跟观众聊了个细节，说袁弘为了找感觉，私下里天天练打毛衣，学得像模像样，像个“川渝嬢嬢”。这事儿听上去有点好笑，但你放到电影里就明白了，因为徐书亭得有个掩护身份，一个男人大白天坐在屋里干嘛？打毛衣最不引人注意，还能跟弄堂里的女人闲聊天。他打的毛衣歪歪扭扭的，邻居还笑话他，他就嘿嘿笑两声，其实那钩针底下藏着的可能是密写的纸条。这种戏码在电影里特别多，你看着是过日子，其实每一步都在走钢丝。
片子里还有个片段我印象很深，就是徐书亭跟沈玉琳在阁楼上整理档案，外面下着雨，雨打在瓦片上噼里啪啦响。他们俩不敢开灯，就借着窗户透进来的一点光，一本本地翻那些文件，嘴里无声地念着上面的字，然后把重要的几页抽出来，塞进鞋垫底下。那场景没有一句台词，但你能听见呼吸声，紧张的，压抑的，维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节奏。徐书亭抬头看了一眼沈玉琳，沈玉琳也看他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但那种信任和默契就在那几秒钟里全出来了。
这部电影好在的地方就是，它没有把主角框在“英雄”的壳子里，而是让他们像普通人一样过日子。他们也会饿，也会累，也会害怕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。袁弘在交流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说徐书亭和沈玉琳其实是那种“对美好未来心怀无限向往的青年”，正因为心里有那个盼头，才能在日复一日的静默里扛住那么重的活。
电影8月28号才全国上映，但光是这些细节，已经让人猜得到影片的基调。它讲的不是多激烈的打斗，也不是多玄的谍战，而是一个弄堂里的一对夫妻，如何在眼皮子底下守住那份机密档案。那些档案是什么，片子里没挨个儿细说，但你知道，那关乎很多人能不能活下来，关乎这座城市最后的一点正气。而徐书亭和沈玉琳能做的，就是继续坐在弄堂里，该买菜买菜，该洗衣洗衣，像两滴水一样融进去，等到天亮了再干一次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