傍晚六点半，特警支队的食堂里飘着红烧肉的香味，几个刚下训练的小伙子正围着桌子扒饭。忽然有人喊了一声“政委来了”，大家抬头，看见段奕宏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手里还攥着个红色笔记本，慢悠悠走过来。他坐下，没人接话，筷子碰着碗沿的声音显得格外响。这是《藏锋》里谭彦到任第一天的场景，也是这位笔杆子政委和整个特警支队之间的第一道墙。
谭彦来的不是时候。支队正准备迎接全省比武，队员们每天凌晨五点出操，负重二十公斤跑十公里，回来还得练障碍和射击。他一个写材料的，扛着“政委”的头衔空降，嘴上说着“向同志们学习”，可站队时连动作都比别人慢半拍。第一次五公里拉练，他跑到第三公里就脸色发白，旁边的队员想放慢步子等，他摆手说“别管我”，结果后半程几乎是连滚带爬才到终点。到了晚上，他趴在宿舍床上揉腿，疼得直抽气，却听见隔壁班几个年轻队员在走廊上小声说：“政委这么拼，可别把腿给练废了。”他听了，把脸埋进枕头里，也不知道是笑还是叹气。
真正的麻烦不在训练场。谭彦发现，队里的气氛跟他想象的完全不同。他到任第一周，想找几个队员谈心了解情况，结果一个个坐在那里，问一句答一句，跟挤牙膏似的。有个叫陈默的班长，当过五年侦察兵，业务能力没得说，可一提起转业安置的话题就闭口不言，只低头拧着手里的枪栓。谭彦后来才从侧面听说，陈默的妻子在老家生病，他想转业回去照顾，又怕提出来影响队里评优，只能憋着。谭彦也不急着谈，他就跟着陈默一起值夜班，凌晨两点的岗楼里，两人一人一个手电筒，对着训练场的靶子发呆。那天下小雨，谭彦忽然说：“我当年在机关写材料，最怕写‘冲锋在前’这四个字——自己从来没冲过锋，写出来心虚得很。”陈默愣了一下，慢慢笑了，俩人站在雨里，聊了整整两个钟头。
案件那边，也没让谭彦省心。辖区内出了系列盗窃案，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法老练，专挑监控死角下手，现场找不到任何指纹和脚印。支队决定设伏抓捕，方案讨论会上，队员老周主张设暗哨蹲守，说从前缉毒就是这么干的；陈默提出用无人机做低空侦查，被老周一句“你在城里拍马路牙子能拍到什么”给呛了回去。谭彦坐在角落，翻着案卷里的现场照片，忽然说：“你们看那几家被盗的住户，晾衣绳都断了，但断口有捋过的痕迹——嫌疑人可能力气不小，还习惯先拽绳子试窗户。”大家安静下来，凑过去仔细一看，照片上那条断掉的尼龙绳，断口的毛茬确实齐刷刷向两边翻着。后来按这个思路去查，还真在案发地附近的五金店查到了嫌疑人买同型号绳子的记录。破案庆功那晚，老周举着杯子敬谭彦，说：“政委，你这个笔杆子，原来不只会写字。”谭彦摆手：“我是来当政委的，抓不了贼，但能帮大家把眼睛擦亮。”
《士兵突击》里那帮老兄弟，在这部剧里又碰上了。邢佳栋演的特警队队长，脾气又直又燥，跟谭彦刚见面就为了“队员训练时间和思想教育时间怎么安排”拍了桌子。张国强演的老民警，快到退休年纪，一心想带出个好徒弟，结果分配来的新警是刚毕业的小姑娘，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带。但三个人的关系，在一次次出警和加班的凌晨里慢慢变了味——不是以前那种战场上并肩的火爆，而是这种更磨人的、黏糊糊的日常。有一场戏，深夜抓捕结束，三个人并排坐在警车引擎盖上啃面包。张国强忽然说：“老段，你记不记得当年在草原上，咱们也是这么坐着，你那时候还想当兵王呢。”段奕宏嚼着面包，含糊地接了句：“现在也想当，就是枪换成了笔。”说完三人都笑，笑着笑着就不说话了。
谭彦到任半年后，特警支队窗口挂的那面“文明单位”锦旗，是他帮着从墙角灰堆里翻出来擦干净挂上去的。他依然跑不过队里任何一个年轻人，五公里还是得跑十三分钟多，但敢在泥水里滑倒时自己爬起来接着跑了。他写材料的时候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响，写的都是队里这些人的事：陈默终于和妻子视频时笑了，老周休假回家给闺女过生日了，新警小姑娘第一次开枪打了九环就哭了——他说这哭比笑好，至少说明有人把枪握进心里了。派出所门口那棵老树，春天的时候落了一地榆钱，他就站在树下对着大门看，那模样跟个刚调来办事的片儿警似的。剧里有句台词，谭彦对陈默说的，是这么讲的：“咱们这身衣服，站大街上就是个普通人，可只要穿上它，就该把自己当根钉子，钉在哪儿，哪儿就该踏实。”这话没有半点激昂，就是吃饭喝酒时顺嘴聊出来的。但陈默听了，把没抽完的半根烟掐灭，说：“政委，晚上我值班，你去睡觉吧。”那晚谭彦睡了个整觉，睡前他看窗外的路灯，照着训练场上停着的装甲车，车灯没关，静静地亮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