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在桃园电影节，我旁边坐了个阿公，电影放到一半，他摘下眼镜，用袖子偷偷擦眼角。我递了包纸巾过去，他摆摆手，说了句“没事，就是沙子进眼了”。可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大银幕上潮汕话的“阿嬷”一喊出来，他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。散场的时候，他女儿告诉我，他年轻时也在南洋待过十几年，跟电影里的阿祥一样，靠着一封封“侨批”跟家里联系。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这部片子，讲的就是这个。主角阿祥，一个潮汕农村的年轻人，为了讨生活，跟着同乡坐船下了南洋。走的那天，他阿嬷站在村口的老榕树下，没哭，就攥着一包自己腌的咸菜塞进他包袱里，说了句：“到了那边，记得写信回来。”这一走，就是几十年。电影里最戳人的一段，是阿祥在码头扛货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晚上缩在工棚里，趁着煤油灯的光，一笔一划地写信。他不会写什么漂亮话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“我很好，勿念”“寄去几块钱，给阿嬷买点肉吃”，可那些信，一封封都被人带回了潮汕老家。
阿嬷那边，每天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，等邮差。邮差一来，她就颤巍巍地迎上去，有时候等来的是一封信，有时候等来的是几块钱，有时候什么都没等到，她就继续坐着等。村里人说她傻，说南洋那么远，信哪能那么快到。她不听，还是天天等。有一年大旱，地里颗粒无收，家里揭不开锅，她硬是把阿祥寄回来的钱全拿去换了米，分给左邻右舍，自己喝稀粥。邻居说你自己都快饿死了，她还笑：“阿祥在那边有口饭吃就行，我这把老骨头，饿不死。”
后来阿祥在南洋站稳了脚，开了间小杂货铺，想接阿嬷过去住。可阿嬷说什么也不肯走，她说“我的根在这里，走了，你爷爷的坟就没人打理了”。阿祥没办法，只能继续写信。直到有一天，信寄出去，再也没收到回音。他急得托人打听，才知道阿嬷已经走了，走得很安详，枕头底下压着他最后一封信，信纸都摸毛了。
电影院里那阵子特别安静，静得能听见旁边人的呼吸声。等到片尾字幕出来，灯亮起来，好多人还坐着没动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屏幕。有个年轻女孩哭得妆都花了，她说她想起自己的外婆，以前也总在电话里说“你忙你的，不用老回来”，可每次她真的回去，外婆都提前好几个小时在路口张望。
散场后，我在门口碰到一对父子，父亲年纪挺大，眼睛红红的，儿子扶着他说：“爸，咱回家给奶奶上炷香吧。”父亲点点头，没说话。我忽然想到电影里的一句话：“侨批是线，一头系着南洋，一头系着潮汕，中间是扯不断的牵挂。”原来这根线，不光牵着以前那些下南洋的人，也牵着现在每一个心里有牵挂的人。
台北的谢先生带着他88岁的老父亲专门来看这场电影，说他父亲年轻时也经历过那样的离别，家里好几个长辈都是那样走的，有的回来了，有的就再没回来。影片里没有大场面，没有激烈冲突，就是平平淡淡的写信、寄钱、等待，可就是这些涓涓细流一样的小事，把人心里最软的那块地方给泡发了。有个影评人说得挺对，这部电影不是在讲历史，是在讲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的那个人。
电影里有个细节，阿祥晚年得了病，记忆开始模糊，连自己儿子名字都叫不出来了，可一听到“潮汕”两个字，眼睛就亮了，嘴里喃喃地念着“阿嬷，阿嬷”。他儿子翻出父亲那些旧信，一张张念给他听，他听着听着，忽然就哭了，像个孩子一样问：“阿嬷还在等我回去吗？”
其实阿嬷早就不在了，可在他心里，阿嬷永远都坐在门口那棵老榕树下，等着他回家。这大概就是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能打动这么多人的原因吧，不管隔了多少年，不管隔了多少海，有些人有些事，永远在心里最深处。桃园电影节的策展人说，希望透过这部电影让两岸的观众都感受到那种共通的情感，我寻思着，这哪用特意去推动，你看看那些红着眼眶走出影厅的人就知道了，情感这种东西，本来就不需要翻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