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2年的上海，整个城市笼罩在阴云底下。日本人的岗哨和铁丝网无处不在，街面上混着枯叶和纸屑，空气里全是湿冷和压仄的感觉。就是在这么个灰扑扑的背景下，石库门弄堂里进进出出的人们，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百姓，他们在煤球炉子边生火，在公用自来水龙头前淘米洗菜，说着家长里短的闲话——没人会多看徐书亭和沈玉琳这对小夫妻几眼。
小两口住的房子临街，推开窗就能看到对面晾晒的旧衣裳和斑驳的灰墙。徐书亭在白天是个不起眼的账房先生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袖子上总是沾着一点墨迹。他说话的声音不大，走路也从不多看人，偶尔跟邻居打招呼，只点头笑笑，从不显得热络，也不会让人觉得冷淡。沈玉琳则在家打理琐事，偶尔抱着孩子到巷口晒晒太阳，谁见了都说这媳妇眉眼温顺，做事利落。没人想到，他们床头那只旧皮箱，里头装的是两万多件关乎共产党生死存亡的核心档案。
这才是《密档》这部电影真正想拍的东西。导演郑大圣没有把镜头对着冲锋的军队，也没有喷火扫射的枪战场面，而是把镜头扎进这栋石库门里，盯着这些人怎么买菜、怎么做饭、怎么哄孩子、怎么跟邻居闲聊。所有惊心动魄的事，都关起门来悄悄发生——比如半夜里把档案从箱子里拿出来，借着煤油灯的光翻拣，屋外的风声一响就立刻收手，呼吸都放轻了。
袁弘在活动现场聊起这部戏时，说话很实在。他说导演这次没想拍那种宏大叙事，“没有枪炮案件，什么都没有”，整部片子就拍那种年代里真正活着的人的样子。袁弘自己演徐书亭，他特别强调了“乱世浮生”这四个字——一个普通人，接到了一个非做不可的任务，他的表面日子还得照常过，里头的弦却时刻绷着。可能上一秒还在跟隔壁爷叔聊米价涨了多少，下一秒就看到穿便衣的人从巷口晃进来，心口一紧，脸上还不能露出半点慌张。
李妍锡演沈玉琳，她讲的是“人海微末”。她注意到片中有一卷毛线球，那是沈玉琳日常织毛衣用的物件，可就是在毛线的绕来绕去之间，她一边装着家常过日子，一边把档案的安危系在心头。李妍锡说这角色是一个乱世里的母亲，她身上有柔软的东西，更有不能让别人看出来的责任。她抱着孩子的时候，哄他睡觉的时候，脸上是慈爱的，可她的眼神经常在某个瞬间飘向窗外，警觉又克制。
邵峰在片子里演的是石库门里的邻居，他用了“芸芸众生”这个词。那个年代弄堂里的人都活得不容易，每家都有各自的难处，大家互相帮衬着过日子，可谁也不知道谁的底细。邵峰说这些邻里之间的冷暖、误会、试探，其实就是整部电影最微妙的地方——你不知道身边哪个人靠得住，哪个人可能是盯着你的眼睛。谢承颖则提到了“市井烟火”，那时候人们生炉子、煮饭、洗衣服，都在同一个水龙头下忙活，越是艰难的日子，越要抱成团才能撑下去。
《密档》的线下展陈已经在上影电影博物馆二楼搭起来了，木窗、方桌、老式热水瓶，还有那只毛线箩筐都摆在跟前，走进去就能闻到旧木头和灰尘的味道。石库门那间屋子几乎是按片场原样搬过来的，参观的人可以坐在那把木椅子上，感受一下当年那些人是坐在哪里看着门外动静的。那一尺花园颍川寄庐也是座百年老宅，里头也照着主角住处的样子布置，桌上的瓷茶壶和藤编椅子都透着旧时光的气息。很多人进了这些地方发现，原来谍战不光是西装革履、飞车追逐，也可以是这样——在灶披间点了火，水还没烧开，人就听到楼下有急促的脚步声，窗外有影子晃过，下一秒门被敲响了。
故事的核心，始终是那句“人在，箱子在”。箱子在床底下磕出一个不太明显的印子，谁也没去问过那是什么。徐书亭和沈玉琳就这么在那个逼仄的屋子里，日复一日地度过那些重复又漫长的日子，而每分每秒都像踩在薄冰上。市井的吵嚷、孩子的哭闹、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响，这些看似熨帖日常的声音，成了掩护最好的伪装，也成了精神上最重的磨砺。
郑大圣说，这部电影拍的是“心理暗战”，说白了就是平常日子里的反常。所有交锋都没有声音，所有危险都藏在琐碎当中。一个人要有多强的信念，才能在这样的日子里把秘密守到底？《密档》想讲的，就是这些留在历史缝隙里的人，他们没留下名字，只留下那个皮箱的份量。八月二十八日，等你走进影院，去石库门的门缝里看一眼那段往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