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今儿个跟您聊的这片子，叫《四渡》。它讲的是红军长征那会儿，最要命也最提气的一段故事——四渡赤水。这片子定在6月26号上映，是给长征胜利90周年准备的。您别一听是主旋律就觉着闷，我跟您说，这片子里头全是干货，光看那演员阵容和拍摄的较真劲儿，就值回票价。
先说刘烨，他这回演毛泽东。这可不是他头一回演，从《建党伟业》那会儿算起，他跟这角色打了十五年交道。但这次不一样，他说差点就没接。为啥？心里没底，觉得自己得再沉淀沉淀。后来他把剧本从头到尾读透了，又去翻了四渡赤水的史料，这才下了决心。您知道吗，为了贴合那会儿毛泽东的形象，他又减了十七斤。导演头一回见他都愣了，说人瘦得就剩精气神儿了，但那眼神里的光，亮得吓人。
我多嘴一句，那会儿的毛泽东，可不是后来天安门城楼上那位。长征刚出发那阵儿，他正打摆子，疟疾缠身，人瘦得脱了相，在队伍里说话也没那么顶用。那是他人生里头最灰暗的一段日子。刘烨接戏前就琢磨，以前演毛泽东，觉着洒脱是不拘小节、谈笑风生。可这回他琢磨明白了，人在舒坦劲儿里洒脱，那不算本事；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，三万对四十万，被围得铁桶似的，这时候还能稳住心神，指挥若定，那才叫真正的洒脱，那是有底气的洒脱。
片子里有场戏，我印象特别深，说是血战湘江之后，战场上红旗被炮火点着了，毛泽东上去拿手就扑火。拍的时候刘烨手还真烫着了，起了泡。他说那一刻肉疼反而让他通了窍——红旗是咱们队伍的精神支柱，旗在阵地在。那时候毛泽东心里是一股子悲愤，肉皮子上那点疼，根本顾不上了。还有一场夜戏，大冬天的，在贵州山顶上拍，演员们穿着现代保暖内衣都冻得直哆嗦。演刘伯承的曹炳琨说了一句话，让刘烨记到现在：“咱们冻这四五个钟头，算个啥？那就是当年红军过的普通日子。”这话听着轻巧，搁在里头，分量重得砸心。
再说王雷，他这儿有个巧事儿。您猜怎么着？王雷以前两回演的都是毛泽东。结果这回《四渡》找他来，让他演的是周恩来。连他自己都觉得意外，可导演说他身上有股子劲儿，儒雅里头藏着刚毅，跟长征那会儿的周恩来对得上。他是怎么找感觉的？他坐在化妆间里，对着周总理那时候的历史照片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点点贴上胡子，眉毛修得像了，他说那魂儿就慢慢回来了。他还给周恩来设计了个小动作，捋胡子。他说那会儿周总理胡子老长，思考问题的时候手就下意识地捋，他把这个习惯借过来，比光念台词有味儿多了。
王雷给角色想了仨词儿：相信、勇敢、赤诚。他说那会儿周总理信毛泽东能带着大家伙儿走出去，这种信，在最难最险的时候从来没动摇过。还有一层，就是敢于认错，敢于提建议，在那个位子上，那得是多大的担当。归根结底，是那颗对党、对老百姓的赤诚心。周总理晚年说自己就是人民的服务员，其实这份心思，早在长征路上就扎下根了。
这片子里头还有个特别的角色，于适演的赵德发。这人物在历史上没有原型，是编剧从成百上千个红军战士身上描下来的。他是连长，上边执行毛主席、周副主席的战术命令，下边带着新入伍的战士往前冲。有个特别细的地方，您看电影的时候可以留意，赵德发那身军装比别人的齐整，家伙什儿也亮堂。这不是瞎编的。1935年打下遵义之后，红军缴获了大批布匹棉花，组织城里的被服厂赶工，给战士们一人做了一身新衣裳。赵德发手里那把冲锋枪，人称“花机关”，是当时红军缴获的德国造，都配给最精锐的突击队了。您看，就这么个细节，人家考据得扎扎实实。
要说这片子的导演徐展雄，还真是动了脑筋。四渡赤水这仗，前后打了仨月，跨了贵州、四川、云南三省，渡了四次河，打了大大小小几十场仗。您想，这么个大工程，要塞进俩钟头电影里，弄不好就成一锅粥了。剧组把战史掰开揉碎了研究，最后用一条清楚的时间线带着观众走，哪步棋引哪步棋，谁诱敌谁包抄，让您就算不懂军事也能看明白。
而且他还有新鲜的讲法。有一场戏，蒋介石发现自己中计了，导演用了法子，让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同一间屋里隔着一张地图较劲。毛泽东那边打着红光，透着一股子决断的浪漫劲儿；蒋介石那边是冷蓝的调子，显得他猜疑、孤僻。这一下子就把俩人的魂儿给比出来了。还有拍摄那些地形战术的沙盘，他们正经用了针孔摄像机伸进去拍，您跟着镜头就像钻进山里头一样，看着兵是怎么调的、阵是怎么布的，那感觉，跟在棋盘边上观战似的。
说到底，导演说，四渡赤水这事儿，不光是一次打仗。它像一面镜子，照着咱们这个国家，从当初那个泥泞跟头里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。那点子“把不可能变成可能”的劲儿，才是这片子最想让您带走的。6月26号，您要是有空，不妨去影院坐坐，看看九十年前，那帮人是怎么在绝境里头杀出一条活路的。我保证，您从里头走出来的时候，心里头是热乎的。
